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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論
編譯凡例
原始手稿
附錄Ⅰ 《德意志意識型態》第一卷序言原始手稿
附錄Ⅱ 費爾巴哈題綱
附錄Ⅲ 馬克思與恩格斯大事年表
譯註
 

中譯導讀（節錄）

　　馬克思是在1818年出生的。時當中國的滿清嘉慶廿三年。三年之後（1821年），道光皇帝即位。當馬克思1883年過世的時候，光緒皇帝即位九年，中國由慈禧太后執政。恩格斯比馬克思晚兩年生、晚十二年過世（1895年，光緒廿一年）。他們雖然生在德國、長在德國，但是，第一，這個「德國」是很歧義的，第二，他們的後半生，其實都不在德國。

　　「德國」作為一個民族國家，是在1864年普丹戰爭（當時馬克思46歲，滯留倫敦十五年）、1866年普奧戰爭（當時馬克思48歲，滯留倫敦17年。次年，《資本論》出版）、1871年普法戰爭（當時馬克思53歲，滯留倫敦22年。兩年後，1873年，《資本論》第二版出版）三次戰爭之後成立的。12年後，馬克思過世。換言之，在馬克思生前的大半時間，「德國」（Deutschland）或「德意志的」（deutsche）這個字眼，所指涉的，並不是目前（21世紀）所慣常指涉的那個對象。反而，只是個（中世紀封建制度下）邦國林立的區域。當時德國大概有三種主要政治勢力，一是以俾士麥為首的貴族地主階級，一是新興的資產階級，一是隨著資產階級而出現的無產階級。一如黑格爾的描述，貴族地主是「土地佔有者等級」中「有教養的部分」，他們形成「實體性的等級」，具有「鞏固的實體性地位」，要求的是「確保需要能夠滿足」。資產階級則是「市民社會中不穩定（bewegliche）的方面」，這個等級中的「個人」都要靠「自己、自己的活動」才能獲得和享受些什麼，因此他們有一種「自我感」（Selbstgefühl），並且會要求「自由與秩序」。相較於貴族地主階級之「較傾向服從」，這個階級則「較傾向自由」。這兩個階級之間的衝突，把新興的無產階級帶上政治鬥爭舞台、成為雙方爭取的關鍵勢力。例如，俾士麥就施展兩手策略，一方面以《社會黨人法》禁止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，一方面則拉攏拉薩爾（Ferdinand Lassalle）的全德工人協會（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, ADAV）推行國家社會主義，  甚至也曾試圖與馬克思取得某種和解。

　　德國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固然也十分迅速（所以會有1848年的法蘭克福制憲會議），但是，和目前一般對 “Made in Germany” 那種「高品質」的印象相反，當時德國經濟毋寧是某種「山寨版經濟」。所以馬克思與恩格斯會嘲笑德國的「慣常方式」是「大量生產仿冒品、降低品質、原料不實、偽造商標、買空賣空、空頭支票以及毫無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。」（本書p.2, 8）與此相適應的，德國思想界原本由黑格爾所建立起來的整幢思想大廈，隨著他1831年（當時馬克思十三歲）的過世，驟然傾頹。代之而起的是各種批判以及所謂「超越」黑格爾的哲學。馬克思與恩格斯譏笑這是個「絕對精神的腐爛過程」：「當最後一點生命的火花熄滅後，這個殘渣（caput mortuum）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分解了，它們重新組合，形成了新的實體。那些迄今一直以剝削絕對精神維生的『哲學工業家們』，現在都撲向了這些新的組合物。每個人都竭盡所能地推銷他所分得的那一份。」對於這些「哲學的吹牛大王」，《共產黨宣言》批評說：他們的工作只是「把法國的新思想和他們的哲學舊良心給調和起來」、是「把自己的哲學談論方式（Redensarten）硬塞進法國理論 [的發展] 裡去」。（MEW4: 485, 486）換言之，對馬克思與恩格斯來說，當時德國各種新興的哲學，其實不過是「山寨版」的法國思想。或者，借用金庸《天龍八部》裡鳩摩智「外少林而內小無相功」為喻，則當時德國哲學毋寧是「外法國而內黑格爾」：他們「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（哪怕只是試圖）對黑格爾體系進行全面的批判」、亦即：「沒有一個想到要去問問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關聯、問問他們的批判和他們自己的物質環境之間的關聯。」

　　馬克思是在1843年（被迫）離開這個封建勢力壟罩下、資產階級剛興起、而思想界一片混亂的德國的。迎向他的，主要是法國與英國：在那裡，法國（至少）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，而英國甚至早在1642-51內戰中就已完成了。與此相伴隨的，是大規模的工業生產與新型的社會組織方式，以及新的學問：政治經濟學。

　　據馬克思自述，他在1842-43年間，作為《萊茵報》的編輯，首次遇到了「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」。這個「從哲學到政治經濟學」的「思想轉向」，幾乎是與馬克思「從德國到萊茵河左岸」的「人身轉向」同時發生的：1843年，他被迫離開了德國，開始在巴黎、布魯塞爾與倫敦之間展開了他的流亡生涯。

　　在這個流亡過程中，馬克思不僅身體離開了德國，而且思想也離開了：走向唯物論（雖然這個轉向發生得更早）。只是：他仍然以德國為念。不僅他最後的代表作《資本論》，雖然在英國寫就、但在1867年仍以德文在漢堡出版、而且還警告它的德國讀者：〔換個名字，〕「這說的正是閣下的事」（De te fabula narratur）：──顯然這部著作是寫給德國人看的。而且，即使他流亡初期，身體上揮別了德國，也不能在思想上忘情於德國，所以，他一方面毅然決然地從黑格爾唯心論出走、進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，一方面又從哲學的方面回頭批判他的那些落在後面的所謂「新黑格爾主義者」。這種類似柏拉圖洞穴譬喻中那位返回洞穴的哲學家的立場，可能正是馬克思在「進步的西方」與「落後的德國」之間、在「唯物論」與「唯心論」之間所採取的立足點。因此，在這個意義上，由於本書《德意志意識型態》正是在流亡初期寫的，所以當然可以說：本書是馬克思思想「轉折」的標誌之一──不過未必可以像阿圖色（L. Althusser）那樣誇大成「斷裂點」。

　　本書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大約1845-46年間合寫的、也是兩人在1844年巴黎訂交之後，繼1844-45年出版的《神聖家族》（Die heilige Familie）後，第二部（或最後一部）合寫的著作。  與後者不同的是：第一，本書並非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各自撰寫若干篇章後集成，而（似乎）是由兩人共同撰寫。第二，本書並未完成、並未出版，  甚至書名也並未確定。這或許是因為：本書其實並非由一個設想完整的寫作計畫而來，而是由於《神聖家族》出版之後，並沒有得到預期的重視，反而，《韋剛德季刊》（Widgand’s Vierteljahrsschrift）第三卷（1845）刊出了兩篇布魯諾（Bruno）與史蒂納（Stirner）的文章，  這些文章對《神聖家族》嗤之以鼻、不屑一顧，因而引起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憤慨，決心與此輩斷絕關係，於是針對這些青年黑格爾派一一加以駁斥。這些駁斥文章逐漸擴大、深入，浸然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，於是，原本可能只是對「《神聖家族》之批判」的回應或再批判，現在成了一本專書。只是，這本專書始終沒有取得一個系統的形式。

　　換言之，本書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《神聖家族》的「續篇」：不僅討論範圍幾乎一致，而且寫作時間也相距無幾。但是，有趣的就是：當馬克思在十多年後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時，對已出版的《神聖家族》隻字不提，反而一本未出版、未完成的著作，卻用了許多文字追憶。這其間是否有什麼道理？

　　以「常理」（commom sense）度之，僅僅在一兩年間就完全地改變了對事物的「觀點」（Ansicht），這是頗難以想像的（因為這毋寧需要較長時間的醞釀）。但是短期間選擇或發明了另外的「說法」（Darstellung）來把某些事情「說出來」（dar-zu-stellen），這倒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本書之於《神聖家族》，情況可能就是如此。亦即，馬克思與恩格斯似乎是試圖在《神聖家族》提出了許多論戰式的、甚至情緒性的激烈批評之後，要以更精確、更為系統性的「說法」，來把他們的主張說得更明確。而由於對馬克思來說，「對現實作科學的鋪陳」愈來愈成為他日後專心致力之所在，所以，本書的這種異於《神聖家族》的努力與企圖（雖然它們因為外在因素而未能完成），才使得他在十餘年後回憶起來的時候，不是回憶起已出版的《神聖家族》，而是本書。

　　本書確實首倡了（initiiert）若干命題或概念，它們不僅有其確定內容（亦即其「概念性」Begrifflichkeit），而且也在馬克思後來的著作中重現身影。例如「不是意識規定生活，而是生活規定意識」，就在1859年《政治經濟學批判‧序言》裡重新表述為：「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人們的存在，相反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規定他們的意識。」或是「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」，則在《資本論》裡表述為「自由人聯合體」、而「無產者的佔有，則必須使一大群生產工具臣服於每一個個人之下」（本書p.88）則被表述為「『社會生活過程』的樣貌（Gestalt）、即『物質的生產過程』的樣貌，如果要揭開它自己的神秘面紗，那麼它就必須作為『自由地組成社會』的人之『產物』、而處於他們『有意識的而合於計劃的控制』之下。」......等等。

　　凡此，都多少說明或證明了本書在馬克思思想發展或轉折中的關鍵位置。但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：這種說明或證明，都是以馬克思後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根據，才「由後往前」（MEW23:89）得出的。反過來說就是：若干在本書中所發展出來的概念，未必在馬克思後來的思想發展中取得重要的或明顯的位置。但是或許也正因為如此，所以它們之在本書中的（某種意義上「橫空出世」式的、獨立的）出現，才使得本書格外引起後學者的注意。關於這些概念，為了避免引起太過廣泛的爭議（這其實也是本譯本的原初目的），在此只提出兩點，一是「共產主義」，一是「唯物史觀」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：馬克思當然是一位共產主義者。但是他卻在著作中甚少（如果不是完全沒有）像這裡一樣去形象地描繪共產主義。即使本書中馬克思最完整的書寫，就是關於共產主義的部分。（本書p.39-40）但是在那裡，馬克思所論述的，其實主要就是共產主義的「條件」。甚至，在寫完了一大段「這種異化……」之後，還是要利用狹小的空白處寫下：

　　一如很少描繪共產主義，馬克思也絕少使用「史觀」（geschichtliche Auffassung, 或Geschichtsauffassung）、「唯物史觀」（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-auffassung）這些概念。但是這些概念確實是在本書中首先提出的。（本書p.32, 46…etc.）。可能由於本書中提出了財產制度發展的幾個階段（本書 p.16ff），加上馬克思後來在《政治經濟學批判‧序言》中提及了「亞細亞的、古代的、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」等幾個「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」，以至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紛紛試圖為這種「史觀」填充「確定的」內容：不僅例如考茨基（K. Kautsky）試圖以此概念為名寫成專著，而且例如史達林，也以此名目「欽定」了「歷史唯物論」（相對於「辯證唯物論」作為普遍理論）的五階段論。以致後來各種「庸俗的馬克思主義」都以「唯物史觀」為其基本。

　　但是，只要閱讀本書，一定就會知道：所謂「史觀」，即使在恩格斯的說法裡，它的「作用」也「只是考察歷史、簡化歷史材料的整理、指出歷史材料的各個層次之間的順序」，而「絕不──像哲學那樣──提供一個配方或圖式，好據以刪改各個歷史時期。」換言之，所謂「史觀」，在馬克思或恩格斯那裡，重音都不讀在「史」，而在「觀」（或「唯物觀」）：它並不是針對「歷史」、甚至也並不是從歷史中歸納出某些法則（以便據此宣稱自己是「科學的」）。反而，「觀」之所以為「觀」，在於一種方法論上的反省，亦即反對以唯心論的方式去理解世界，反而主張以唯物論的方式。